东西问·镇馆之宝|马东峰:良渚黑陶罐上的刻画符号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吗?

发布时间:2024-03-04 09:49:36 来源: sp20240304

   中新社 杭州1月11日电 题:良渚黑陶罐上的刻画符号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吗?

  ——专访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执行院长马东峰

  作者 严格 谢盼盼 童笑雨

  中国文字究竟何时出现?按西方主流观点,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距今3600余年,比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晚了约2000年。

  良渚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在那里,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黑陶罐。它看起来其貌不扬,却是国家一级甲等文物。上面有十二个成组刻画符号,有人认为这些符号是表意画,有人认为是原始的象形文字。它们表达了什么意思?会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吗?

  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执行院长马东峰近日接受 中新社 “东西问”专访,对此作了阐释。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 记者:良渚时期的玉器、陶器、石器上已发现刻画符号1000余个,这个刻符黑陶罐为何是国家一级甲等文物?

  马东峰:良渚遗址出土的陶罐很多,带刻符的文物也不少,但带刻符且保存完整的陶罐就非常罕见了,它上面刻画的十二个连续符号,数量居良渚文化之冠。这一刻符黑陶罐采集于浙江余杭南湖,位于良渚古城西南方向约15千米处,它并非出土于墓葬,而是当地水产队在余杭南湖从事挖沙作业时发现的。南湖在东汉时蓄水成湖,近代因苕溪的疏浚,水域面积逐步缩小。1985年,当地水产队在这里专营挖沙的副业,并陆续在湖底沙层中发现了100多件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和石器,黑陶罐是其中之一。虽然无法确知层位,但根据器型分析,它属于良渚文化时期。

  至于为何会出现在南湖,学界有多种猜测:一是它是陪葬品,原本随葬在邻近水道的墓穴中,后来因为水道位置的改变,在水流涌动下来到南湖底;二是它是祭祀用品,良渚人举行祭祀仪式之后,按照祭祀礼制,将这个陶罐放入了南湖水中。很多在墓葬中出土的陶罐,因为墓室倒塌或者烧制温度不高、不够坚固等原因,保存状况都比较差,有的出土时就是一堆渣渣。

良渚刻符黑陶罐。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供图

  得益于长时间在湖底沙层的沉积,这件黑陶罐才能保存完整。也正因为长期埋藏于水中,本身是夹细砂黑陶的陶罐,外表因水锈而遍布大块的红褐色。陶罐肩部和上腹部的12个刻画符号,决定了它成为国家一级甲等文物。这些符号排列整齐,露出陶胎本色,我们可以推断,它是烧成后刻画的。符号有形似羽毛的箭,有的形似山,也有纵横交错的网状物,更有趣的是还有只动物。刻符数量之多,是在以前的陶器中不曾有过的。

   中新社 记者:这些刻画符号代表什么意思?算是最早的文字吗?

  马东峰:这十二个符号所表达的意思,我们目前还没有定论。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用甲骨文的方法曾对这些刻符进行过释读,认为这些刻符写的是“朱旗戔(jiān)石,网虎石封”,即一个叫朱旗的人或是族群去到一个叫“石”的地方,在那里用网捕抓老虎。但随着研究推进,我们发现,虽然良渚有一些刻画符号看起来和甲骨文很像,比如“王”“土”“五”,但它们并不是同一个文字系统,用释读甲骨文的方式去解读这些符号可能并不准确。

良渚刻符黑陶罐。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供图

  至于良渚刻画符号的性质,考古学者很早就做过讨论。1936年,良渚文化发现人施昕更说是“记号文字”;1937年,考古学者何天行说是“早期文字”。在今天,我们认为,它们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字,但可以视为原始文字。因为文字是要能成体系的,必须有音可读、有形可释、有意可解,良渚的刻画符号不能构成文字系统。

  比如,在良渚古城遗址中,出土了不少带有刻符的陶罐,但它们都是单个的,像花、鸟、龙虾、鳄鱼,还有类似咬了一口的苹果那样的。不排除这类符号可能是随意刻画的。就像村民在生活中需要借用碗,为了防止自家碗与别人家的混杂,张三画个竹子代表他家,李四家画朵兰花。很多年后,后人如何能知道这是张三画,还是李四画的?更遑论明白当时刻符的含义。但我相信,良渚人应该是有文字的。

  除了这件刻符黑陶罐,我们在良渚文化的考古工作中,发现了由多个刻画符号有意组合排列在一起的情况。如出现在这件刻符陶罐上的其中几个刻符就频繁地作为烧前的符号使用,而在平湖庄桥坟遗址出土的石钺上,出现了笔画相同而组合不同的刻符,表明良渚人是可以分清相似符号的不同含义的,这些符号确实存在广泛认可的含义,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些刻符确实也可称为是原始文字了。

刻符宽把杯。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供图

  此外,当时良渚社会已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先民之间的交流肯定不只是通过符号,应当是通过“文字”传达的。良渚古城,城分三重,占地630多公顷;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是中国最古老的大型水利工程。此外,良渚古城遗址内外分布着许多山:莫角山、乌龟山、卞家山、狮子山、塘山……这些山,其实是融合自然山体进行人工堆筑而成的。这需要巨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根据遗址分布情况进行估算,一个劳动力的背后,至少要5至6个人保障农业生产,而良渚古城仅住有一两万人,这也意味着古城修建需要调动城外人。在远距离的动员修建中,还要面临沟通和传递信息等问题,如果没有文字,根本没办法执行。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供图

   中新社 记者:为什么直到如今,我们依然难以破解良渚原始文字,无法实证文字?

  马东峰:文字解读需要有“翻译本”,如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有固定泥板供解读,但在良渚古城遗址出土的刻符陶罐存在样本数量不足、不够集中等问题,还不足以解读原始文字。如果有一天,我们找到良渚人原始文字的“密码本”,相信一切都能真相大白。

在四川成都博物馆举办的“汉字中国——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特展上,展览展出的吴文化博物院收藏的良渚文化刻符黑陶罐。安源 摄

  良渚刻画符号的发现,也证明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点。中国的文字很可能不是起于同一个源头,不同区域文化极大可能有着属于自己的文字。只不过某些区域的文化在历史演变中消亡了,那么原本属于这个文化的文字,也就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中。这也意味着,中国文字的发展很可能不是单一性的,而是多元化、多样性的。(完)

  受访者简介:

  马东峰,现任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执行院长,曾任杭州市文物考古所考古室主任、良渚遗址管委会文物管理局副局长、文化产业局局长、良渚博物院院长,长期从事良渚遗址保护管理研究利用工作,有丰富的良渚遗址展示阐释工作经验。

【编辑:钱姣姣】